跳往主要內容

專欄

返回

劉教授專欄 | 出路 — 2019:重塑中國未來的新起點

2019年5月21日

各位同學,早上好!非常開心在這裏見到大家。1910的3月16日,港大主樓“陸佑堂”正式奠基。1911年香港大學正式成立,經過108年的發展,香港大學已成為全球著名的學府。

香港大學的發展史上有壹個重要的裏程碑,那就是在1956年成立了亞洲首個終身學習機構——HKU SPACE,作為連接大學和社會的橋梁,在63年的歷史中為280萬學員提供了各類課程。我們自問在重塑中國未來的進程中能做些什麽?於是決定在2010年成立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目前已培養了1.3萬名學員。三年前我們決定成立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港大SEA),為內地培養具有“全球思維,中國智慧”的高管人才。今年,報讀港大ICB與港大SEA的同學將突破2000名。

去年9月,我在港大ICB的開學典禮上演講了《困局》,這篇文章壹整理出來上線就有100多萬閱覽量,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困局》之後,11月迎來了《變局》。今年3月,我在港大ICB開學典禮上又講了《困惑》,談到其中10個困惑。昨天我就在想講完《困局》、《變局》、《困惑》,總得有點出路吧,所以今天面對港大SEA的高管學員,我想講的題目叫《出路》。

 

2

 

 

我認為2019年對中國和全球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重塑未來的壹個新起點。我是新聞記者出身,喜歡記者撰寫的以年代為主題和背景的歷史著作。比如,匈牙利出生的英國記者謝比斯琛(Victor Sebestyen)的《1946:形塑戰後世界》,他認為1946年是重塑現代歷史的轉折點。當年從華盛頓到柏林,到莫斯科再到上海,世界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1946年“二戰”後變局的影響。這是“二戰”的結束也是冷戰的開始,是壹個新的起點。這位記者還記述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變,書名是《12天: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故事》,後來他又寫了《1989年的革命:蘇聯的崩潰》。

我喜歡的另外壹部作品是《奇怪的反叛者:1979年和21世紀的誕生》,作者克裏斯蒂安·卡裏爾(Christian Caryl) 也是記者。對於許多歷史學家而言,1979年是重塑二十壹世紀的起點,隨著柏林墻的倒塌,二十壹世紀開始於1989年。1979年撒切爾夫人領導了英國改革。英國在撒切爾夫人上臺之前已經非常“社會主義”了,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工會非常強大。撒切爾夫人進行的市場改革,改變了英國的進程。另外兩個重要事件是1979年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這是1989年蘇聯帝國分崩離析的前奏。1979年伊朗君主立憲政體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壹的伊斯蘭共和國,徹底改變了中東格局。而那壹年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開啟了影響我們過去40年發展的改革之路。

2019年無疑對中國來說是壹個重要的轉折點和新起點。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五四運動100周年。但就在此次此刻我們也面對中國發展的又壹個十字路口,而要談2019年的新起點,我們有必要回溯180年前的1839年發生的壹個重要歷史事件,這改變了中國近代發展的歷程。

這個歷史事件與香港有關,這也是今天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壹個重要原因。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作為清朝欽差大臣從北京來到廣州,6月在虎門銷毀鴉片。7月7日香港尖沙咀發生了壹起英國水手打死香港人的事件,清朝政府要求英方交出英國水手,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拒絕交出。12月6號,林則徐宣布中國關閉所有港口,斷絕全球貿易往來。次年中英兩國便發生了鴉片戰爭,最終清朝政府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香港割讓給英國。從1839直到1979年中國再次主動打開大門,這中間跨越的歷史是多麽的漫長,而這也是中國人上下求索尋找出路的歷史。

 

 

出路壹 開放之路

因此,重塑中國未來的第壹條“出路”是確保開放之路、改革之路。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於1979年踏上過深圳這塊土地,當年這裏就是個小村莊。1979年之前,幾十萬的廣東人為了活命不顧危險從珠三角各地偷渡到香港,其中十三萬多人順利到達香港,其中包括壹些當今著名的香港成功人士。但不少人葬身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深圳灣通道的海上,也有些人被迫返回。可是今天深圳是壹個什麽樣的城市?它的出口量占中國的四分之壹,如果把它變成獨立的國家,規模僅次於美國和德國。回顧過去40年的發展,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改革帶來的紅利,以及給國家的面貌、人民的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

 

然而今天的改革之路卻面臨兩大困境。第壹個困境來自美國。美國從1979年開始無比歡迎我們進入全球經濟發展的生態圈。我記得1979改革開放之前有兩位國家領導人去過國外。壹位是華國鋒,他第壹站到伊朗。當時的伊朗是中東最發達、最富裕、最開放的國家,而中國則是窮的叮當響。再看40年後的伊朗,與中國的角色則完全互換。去年我們的“環球遊學”中東之旅去了伊朗、卡塔爾、阿曼,從三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同學最為感慨的就是,這個世界與美國為敵真沒有什麽好處。

 

另外壹位是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他去了法國、德國等歐洲四個國家,回國後也感嘆:中國太落後了。於是鄧小平親自出國去了新加坡、日本、美國。他要求中央電視臺如實告訴中國民眾日本人、新加坡人的普通生活。當中國人看到日本的普通家庭有彩電的時候,認為那才是社會主義。1979年我們大膽告別三十年的教條主義,開啟開放和改革之門,特別是與美國的建交大大增加了我們的開放力度。可是今天我們面對完全不同的生態圈,最大的困局就是美國要對我們閉關,釜底抽薪隔離兩國之間交流的紐帶,美國不僅想斷絕與中國的自由貿易,而且兩國還可能在許多領域發生更多沖突。

 

第二個困境來自中國的內部改革。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是壹件非常艱難的工程。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改革還沒有在壹些涉及重大的問題上向前邁進,我們六年前就表示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攻堅戰,因為容易改的都改了,但我們過去幾年的改革在許多領域都壹直在迂回,沒有大的進展,或者向前挪動的步伐很慢。於是有人說,某種意義上我們要感謝特朗普,他讓我們被迫推進深水區的改革。因為深水區的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涉及到很多利益集團,並不容易。所以改革非常非常艱難,因為要向自己開刀。因此中國的開放之路就是改革之路,我認為“出路”就是不停地開放,不停頓地改革,不僅讓中國的經濟可以繼續良性增長,而且讓社會的發展更加順暢,因此我們未來的發展更離不開科學之路。

 

 

出路二 科學之路

第二條“出路”是科學之路。剛才談到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五四運動提出兩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口號,德先生和賽先生,今天我們不談德先生,我們就談賽先生--科學。過去40年的科技發展之路讓中國進入全新的狀態,以及經歷了令人羨慕的跳躍式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講,1979年的中國還處於農業社會,我們在短短40年間已經完成了三次工業革命,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以AI為主導的科技革命。我們從過去的追跑、陪跑,到現在開始領跑,這個巨大的變化毫無疑義正在推動中國的快速發展。過去40年我們在科技領域的投入令人振奮,現在我們在科技研發上的投入規模僅次於美國;在論文發表、專利申請方面與美國不相上下;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居全球第壹。這些都是奠定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條件。

 

過去40年中國在科技領域的發展離不開美國,離不開與美國的交流,如今也面臨來自美國的封鎖。比如,美國在癌癥研究領域的實力位居全球第壹。就在上個星期,美國著名的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開除了三名華人員工,這三名華人被指控非法獲取相關癌癥的研究成果並轉移給他國。在首都華盛頓旁邊的馬裏蘭州有壹家全美著名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也發起了審查運動,他們擔心研究的最新成果流入中國,那些與中國有聯系的華人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首當其沖。與此同時,美國正在為中美科技交流設置重重障礙,去年以來就有多位中國科學家和教授,甚至只是到美國領獎,他們的簽證都被拒。美國為什麽這麽做?!美國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壹個大國來挑戰其地位。

從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均依靠美國的龐大市場發展起來,全球的供應鏈在亞洲不斷向西移動,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便乘坐上這輛列車。因此我並不認為有所謂中國模式,但在中國之前沒有壹個國家可以或者膽敢挑戰美國的地位。而中國也意識到過去40年的發展模式不可能持久,中國必須在高科技領域中領先,才能避免全球供應鏈西移和南移而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正因為如此,2025中國制造計劃的野心勃勃,中國忽然之間在科技實力上,尤其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領域人工智能領域的快速發展,都讓美國非常驚恐。而令他們更加忐忑不安的是,中國作為壹個完全與美國有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和不同價值觀的大國,同時又是非市場經濟和崇尚威權。

科技新冷戰必定會影響我們的發展,但我們不能像180年前那樣選擇閉關自守,我們只有開放和打開國門才能發展,所以在科技的領域,我們面對過去40年沒有碰到過的嚴峻挑戰:壹方面中國需要思考如何打破正在到來的科技冷戰。另壹方面,我們必須思考我們本身的制度、甚至我們的文化如何可以創造更大的空間,以培養具有獨立思維和創新能力的人才。我們在教育領域面臨的問題是,大學畢業生的數量雖居全球第壹,但培養出的人才缺乏獨立思想和創新思維,無法推動中國向前發展,這無疑阻礙了我們的科技發展。因此科學之路不僅僅是科技的創新,而且是管理的創新、制度的創新和文化的創新,所以我們必須走創新之路。

 

出路 三 創新之路

第三條“出路”是創新之路。去年高鐵通到香港,我第壹次坐上從香港到福田的高鐵,我在車上發信息,壹轉眼14分鐘就到達了福田。短短十多年,全球沒有壹個國家可以像中國這樣在高鐵領域有如此快速的發展。2020年中國高鐵營業裏程將達到3萬公裏以上,超過世界高鐵總裏程的三分之二,2025年達到3.8萬公裏左右。毫無疑問,我們在高鐵領域的創新和發展是非常了不起的。

根據最新的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中國已經突破20名,進入前17名。雖然美國在排名上繼續下降,但依舊是創新強國並催生了眾多引領全球科技革命的創新。反觀中國,如今被我們娓娓道來的所謂新四大發明,包括高鐵、共享單車、移動支付、網購,嚴格意義上來講,這新四大發明沒有壹個來源於中國。“高鐵”最早來自日本,首條新幹線鐵路在1964年開始正式運行。“共享單車”最早的想法來自荷蘭,上個世紀60年代荷蘭人為了反抗持續增長的私家車及其造成的問題而提出歷史上第壹個城市單車共享計劃,之後在丹麥獲得了發展。全球的移動支付始於芬蘭,隨後在美國出現PayPal等壹批第三方支付公司。電子商務的概念始於英國,世界第壹家在線購物網站eBay於1995年在美國成立,之後亞馬遜等品牌才開始開發網購功能。

所以這四大發明並非源自中國,中國的創新仍以模仿、復制為主,創新力度有待提高。當然,我們現在越來越好,我相信我們可以領跑以AI為主導的科技之路。從去年到現在的中美沖突裏最大的閃亮點就是華為,這是壹家讓我非常欽佩的企業。華為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中國創新之路的希望,盡管在核心的芯片等領域還要依賴他人。因此中國只有出現更多像華為這樣的公司,擁有原創的技術、具有原創的科研能力,中國才有希望成為科技強國和創新強國。

創新不僅停留在科技層面,管理層面也需要更多的創新。在美國著名的商學院裏,有不少印度人都擔任了院長,如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哈佛大學商學院,但沒有壹位華人的商學院院長。我們在經濟學領域、管理學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後於美國,華人遠遠落後於在美國的印度人。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出路 四  憲政之路

關於制度的創新,經過40年的改革進展仍然有限。如何確保在制度上可以實現有效的監管,如何實現法治,我們仍然沒有壹個很好的答案。今天我們政府的架構,從美國那裏吸收了不少好的做法,我們也摸索出壹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模式。但是如何確保我們制度的穩定性,是法治而非人治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我給出的第四條“出路”是憲政之路。

110年前的1909年,在中國走向憲政的道路上發生了壹件很重要的事件。1909年的大清帝國正處於退出歷史舞臺的前夜,在大清帝國滅亡前的1909年,清政府宣布最後壹次憲政改革。在此之前的洋務運動失敗了,戊戌變法也失敗了。就在這個時候,清朝滅亡之前,清政府中的不少有識之士看到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壹個東方小國竟然把沙皇俄國打敗了。壹個君主立憲未久的小國可以戰勝專制獨裁的俄國,其中必有原因,那就是日本在1889年制定的基於君主立憲的首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在這部“明治憲法”實施十多年之後,日本經過革新就打敗了俄國,令不少清政府中的開明人士受到鼓舞,清政府於是派出大臣出訪東洋考察日本憲政。1906年清政府頒發《宣示預備立憲諭》,此後進行預備立憲活動,但憲政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

失敗的原因很多,包括其中壹個漢人最喜歡談論的焦點,憲政改革之前滿清政府裏面漢人和滿人還是平等的,但憲政改革之後,滿人為了守住手中的權力,結果很多政府部門的位置都被滿人占據了,因為利益集團永遠不願意失去自己的利益,這裏我們沒有時間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從1909年開始到今天,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已通過了14部憲法,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也不過壹部憲法,再加上27個憲法修正案。我們的憲法不斷在變,不斷在改。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之後,在1954年通過第壹部憲法,之後還有1975年的憲法,和1978年的憲法,今天我們使用的是1982年的憲法。

當年第壹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由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主導,但是50年前他被趕出中南海之前,他曾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求給予他公民的權利,但那時又有誰在傾聽他的絕望之聲呢?最後他在開封告別人世的時候,身邊沒有親人,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經說過,“如果壹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法律,那麽他就是自由的。”因此憲政改革之路還有很遠的路要走!過去40年的改革讓中國人有了發展的自由、生存的自由、甚至遷徙的自由和擁有財產的自由。如果我們不再因爭取自由而恐懼,不再因渴望自由而遷徙,唯有壹個遵從法治的社會。

 

 

出路 五 自由之路

第五條“出路”是自由之路。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在過去40年的發展中已經感受到這壹點:我們不再挨餓,這就是免除饑餓的自由。雖然遲至今日中國還有不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但至少我們不像以前那樣挨餓了,但今天我們依舊在很多層面上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甚至還可能失去已經給獲得的壹些自由,這對中國未來發展將會帶來負面的影響。談到創新,如果創新缺乏自由的土壤,缺乏獨立的思考,不管政府的投入有多大,不管科研人員有多少,如何可以讓創新在中國這塊土壤裏開花結果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自由之路就是要讓我們每壹個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人都感到安全。

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最近給特朗普寫了壹封信,他說為什麽中國在過去40年能夠快速發展?因為中國不像美國,美國四處投入戰爭。如果美國把戰爭省下的錢用在投資和建設上,美國高鐵的裏程將大大超過中國。這是他給特朗普總統的忠告。的確,我們沒有把錢花費在軍備上,可是我們的維穩費用已經超過了國防預算。如果這些費用也可以用在科技與創新上,我們的發展是否也會更快更好!

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得意門生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曾這樣評價中國的洋務運動:“不但壹個王朝,而且壹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壹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裏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我不相信中華文明會消失,我相信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壹定可以為未來的發展找到美好的出路。我相信2019年是壹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和新起點,而這需要我們每壹個人的獨立思考和行動。我們在座的每壹位對中國未來的走向都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我們的行為可以決定中國的未來。在我們陷入困境之時,陷入困惑之時,我仍然對中國充滿著謹慎的樂觀,因為我們從不敢輕言放棄。

非常希望港大SEA的學習之路讓大家有壹個全新的感受和體驗,讓大家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壹個新的思考。

 

谢谢大家。

 

 (文章根據劉寧榮教授在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2019開學典禮上的演講整理)

 

 

1

劉寧榮教授簡介

劉寧榮教授是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媒體人。他專註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近年來,他致力於高等教育,特別是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教育營銷和創新的研究,發表了有關教育、營銷等方面的論文,並出版了有關中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市場化和分權化的學術專著。他是英國《國際教育發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和《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評審人。他還經常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影響中國發展的議題發表演講。

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港大SEA)並擔任執行院長,以創新型專業商管學院為定位,培育專業高管人才。他提倡創新教學和主動學習,強調教與學的“4P”模式,即:專業(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實用(Practical)、實效(Problem-solving),並在專業與高管教育中引進人本教育。

他在媒體和傳播領域有廣泛的經驗,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總監之前,他在美國任職營銷和傳媒顧問公司,在紐約與華盛頓兩地從事企業形象與品牌咨詢。他曾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並在華盛頓擔任過白宮記者,兩次全程報導美國總統大選,采訪了克林頓、布什、戈爾巴喬夫等全球知名政要,其多部深度報導的新聞作品和專著在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出版。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裏斯托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