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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港大講堂人物篇】林泉忠:壹位 “跨境學者”的學術人生與香港觀察

2018年3月23日

作為壹間以“Prospective(前瞻)”、 “Perspective(視野)”為理念的教育機構,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素以搭建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學習平臺為己任。2018年“港大講堂”,學院力邀政、商、學術等各界翹楚作為主題演講嘉賓,以其通達閱歷與洞見多角度解讀“中國模式”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希望藉此開拓視野、啟迪思維、激發思考。
近期陸續推出的“人物”系列將聚焦嘉賓們的發展歷程、專業建樹、觀點立場,為校友們6月的堂上深入交流預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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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 博士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林博士主要研究東亞政治與國際關系,對兩岸三地及沖繩的認同問題有獨到研究,提出“邊陲東亞”概念。

林博士活躍於東亞區域學術界,研究及評論廣見於中、港、臺以至日本的學界和媒體。

 

(左圖:國際攝影大師何藩鏡頭下,上世紀5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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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香港啟德機場,曾是全球最繁忙機場之壹,於1998年停用。)4

"客觀地說,現在我們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香港,其基本面貌是1949年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裏,盡管香港主要受港英殖民政府統治,但與內地之間的海關口岸幾乎是完全開放的,人員來往自由,這就是為什麽晚清至民國期間,為數眾多的國內各界精英分子都曾在香港活動過。比如前些年上映的電影《十月圍城》,描述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很多場景就發生在香港。"

 

我常被稱為“跨境學者”,如此人生的起點,就是香港。

開埠100多年來,香港壹直是個移民社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新壹代香港移民,在移居以及融入本地生活過程中,我以及我們壹家所體驗的種種甘苦,算得上是當代香港社會的壹點小小縮影吧。

轉眼之間,香港回歸已經二十年了。在這麽壹個特殊的時刻,我樂意跟大家分享壹下,圍繞這壹方積澱了過於沈重的歷史、匯聚了太多情感糾葛的“彈丸之地”,多年來我的壹些體會、觀察、思考和期待。畢竟我家在香港,我的學術關懷與家國情懷,也都與這片小小的熱土息息相關。

曾經的最大夢想:當壹名“白領”

 

我出身於福建壹個華僑家庭,祖籍泉州,生在廈門。


據長輩們說,抗戰爆發後,1938年5月日軍攻陷廈門,我外公就在那個時候隨著鄉親和兄弟們逃難到菲律賓,以行醫為生,壹住就是幾十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葉落歸根,回到泉州。而我外婆則在60年代初移民去了香港。

正因為有這樣壹個家庭背景,在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早期,我才有機會跟隨媽媽申請移居香港,當時主要是為了照顧日漸年邁的外婆。

我的童年在廈門渡過,小學上的是集美學校。集美是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的老家,他捐資辦學,造福鄉裏,還壹手創建了赫赫有名的廈門大學。記得小學階段我成績不錯,幾乎年年都能評上三好學生,還當上了少先隊大隊長。2013年“紀念陳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校壹百周年”慶典舉行時,我很榮幸地作為“海外傑出校友”受邀出席。

雖然那時候年紀還小,但已有壹定的認識能力,那壹段在大陸的生活經驗,對我日後家國情懷的塑造,對我持續關註中國“兩岸四地”的發展,以及進壹步思考華人世界在全球範圍內的地位等更宏大的議題,都有很深遠的影響。

我第壹次離開內地到香港時才14歲。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剛開始那會兒,香港與內地各方面落差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用“天淵之別”來形容。記得我是那壹年聖誕前夕的平安夜到達香港的,第壹次過羅湖海關,要排很長的隊。我好奇地看到,對面有個大哥哥拿著壹個藍白相間的小盒子用管子在吸,還以為他在喝藥水呢,後來才曉得,那是香港人很喜歡喝的飲料——維他奶。那是我頭壹回見到紙盒包裝,而且是可以“吸”的“飲料”,那種物質上的新奇沖擊,完全顛覆了過去的所有生活體驗。

470, 80年代維他奶的包裝,是風靡香港的飲品

剛到香港的那段日子裏,初見世面的我所遭遇的諸如此類的物質和文化沖擊,可以說接二連三,壹言難盡。

我們是新移民,那時候家裏經濟條件不太好,我沒有辦法直接進本地的普通中學繼續念書,白天得跟媽媽到工廠打工掙錢,每天至少要幹8小時,有時還得加班,壹周要上五天半。我只能利用晚上空閑上夜間中學課程,同時惡補英文。還好原來學習底子不錯,總算順利畢業了。

按香港的教育制度,中學畢業生都要參加統壹會考,以決定學生未來的發展方向,只有至少五門科(包括中文、數學和英文三門主科)合格,才有資格當上“白領”,即公司企業裏的文職工作,與工廠裏的“藍領”工人相區別。

當年的香港跟今天不壹樣,工廠還很多,“白領”與“藍領”之間所標示的貧富差距、社會分層非常明顯,而我當時最大的夢想或者說奮鬥目標,就是不用再到工廠打工,要當壹名白領。有時候,路過高級寫字樓林立的港島中環商務區,看到比自己稍稍年長的人,西裝筆挺、精神煥發地去上班,心裏難免會很羨慕。

幸運的是,我會考成績不錯,得到壹家公司聘用,如願地當上了白領。可是,夢想實現後,我反而沒有當初預期中的喜悅和興奮,內心裏總是有壹種隱隱約約的不滿足感。我想,大概不少跟我有同樣經歷的年輕新移民,多少都有類似的心路歷程吧。

與香港壹起“回歸”

 

那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互聯網還離現實生活很遙遠,我跟很多香港年輕人壹樣,工余喜歡聽聽廣播電臺,特別是那些講夢想、講人生、講社會的節目。有壹天,我鼓起勇氣給電臺節目的主播寫信,訴說我當上了“白領”後心中仍存的疑惑。不久,主播回復我,講了壹個漁翁捕魚的故事,大意是漁翁的最大快樂來自捕魚的過程,而不是最後的所得。這個小插曲,對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迷惘徘徊的我,起到了很大的啟發作用。

不久,我業余開始進修平面設計課程,並最終拿到了文憑,準備轉入設計行業。這時候,有壹個特別的機緣,壹位同事偶爾提到他有朋友到日本念書,讓我突然萌生了同樣的念頭。那時候獲取資訊的渠道很有限,家庭經濟狀況雖有改善,但還沒到足以供我出外留學的程度(聽說每年的留學費用至少壹萬美金),親戚朋友裏也沒有任何的留學經驗,對我來說,這只能是又壹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還好,那位同事很熱心,設法幫我打聽各種與留日有關的各種信息,我反復權衡比較,最終決心先去申請東京壹個語言學校學習日文,然後再作下壹步打算。1989年,在香港生活了11年後,我再次收拾行囊,踏上前往日本的旅程——這是我壹生中第二次的“跨境”生活。

20世紀80年代末的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很不錯了,但東京畢竟是當年亞洲唯壹的發達國家的首都,無論是經濟水平還是科技進步,都排在世界前列。所以,我對此次留學之旅還是充滿期待的。

前後近二十年的留日生涯,說來話長,本文主要談香港經歷,故另文再敘,僅交代壹下大概:我在語言學校先讀了壹年日語,考上大學,從本科壹直讀到博士,2002年獲得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然後赴位於沖繩的琉球大學任教10年,在此期間獲傅爾布賴特學術獎金,得以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進修兩年。2012年起,進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至今。

從履歷上看,這二十多年裏,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外,真正待在香港的時間不算多,但是我從寫作本科畢業論文起,特別是攻讀碩士、博士,進入研究階段後,對中國兩岸三地的問題壹直非常關心。由於自己既有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生活經驗,同時又是閩南人,對臺灣社會的變遷比較感興趣,更有常年留居日本的經歷,故學術關懷不離族群變遷、國家認同等方面。

還有壹個原因,我剛移民到香港那幾年,香港人基本上是不說普通話的,平時主要講粵語,工作語言是英文,學校也分中英文校。我到工廠打工時,自己既不是廣東人,又不會講廣東話,族群上明顯是“異類”,也遭遇過欺負和歧視。這也是我潛意識中苦苦追尋“族群認同”到底是怎麽壹回事,以至於影響到後來學術研究方向的重要心理背景。

在日本、美國這些年,我曾經在學術研究上,整整10年沒有觸碰香港問題。為什麽呢?我當時的想法是:先了解東亞地區其他壹些社會的情況,回過頭來才能更加深入地認識香港,理解它的特征。

其實,1999—2002年期間,我從日本回到香港生活了三年。那時候東京大學的博士課程已修畢,博士論文寫作是不要求必須留在學校的,所以我就回來了,順便也多陪陪媽媽。那段時間正好是97回歸後最初幾年,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猛烈沖擊,以及紐約“9.11”恐怖襲擊余波所及,經濟和社會出現了壹些動蕩,所有的親見親聞,都讓我對回歸前後的香港的變化,有了近距離直觀對比的機會。

“邊陲之地” 離合悲歡

 

2002年,我第二次離開香港到琉球大學任教,此次“跨境”生活長達10年。在此10年,我花了壹些時間精力研究沖繩,這壹段經歷,成了我今天學術生涯的壹筆財富。當然,期間我對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的發展變化依然持續關註(此時已可以通過日漸發達的互聯網獲取資訊),現在不妨結合我個人生活的觀感與研究心得,談談我的“香港觀”。


前面提到過,香港歷來是壹個移民社會,移民家庭就是香港社會變化的生動縮影。而1997年之前,長達壹個半世紀裏,香港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毋庸諱言,這片近代以來經歷過太多波折和磨難的“邊陲之地”上的人們,對文化的變遷、國家權力的變化以及族群的認同,是相當敏感的。

客觀地說,現在我們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香港,其基本面貌是1949年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裏,盡管香港主要受港英殖民政府統治,但與內地之間的海關口岸幾乎是完全開放的,人員來往自由,這就是為什麽晚清至民國期間,為數眾多的國內各界精英分子都曾在香港活動過。比如前些年上映的電影《十月圍城》,描述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很多場景就發生在香港。

據老壹輩回憶,1949年前那時候出入香港不需要什麽特別證件,最多是在疫癥流行時要持壹張防疫證明。又如在穗港兩地大受歡迎的粵劇團,經常是今天在香港演出,明天又上廣州登臺,形成具真實意義的“省港文化圈”。

但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東亞成為東西方冷戰前沿,加上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實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與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之間,自此出現了藩籬與隔閡,雙方出入境管理變得格外嚴密,香港與大陸正常交流被迫中斷。

這樣的人為阻隔,讓十分依賴中國大陸進出口中轉貿易的香港,面臨壹次極大的轉折,原有經濟命脈切斷,必須另尋出路。幸好,這時有壹批因躲避內地戰火而湧入香港的上海及江浙壹帶資本家,如後來聲名卓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剛家族、東方船王董浩雲(香港回歸後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之父)家族等,他們帶來了豐厚的資金、技術和生產、管理人才。他們在香港重新設廠,尤其是大量紗廠,帶動香港制造業振興,並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奠定根基。

縱觀世界上所有發達的大城市,幾乎都要經過工業化階段,開埠100年來香港都是壹個貿易中轉港,談不上工業化,而冷戰導致的內地與香港的阻隔,反而意外地促使香港走上了工業化之路。

深圳河兩岸來往長期中斷的另壹個結果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慢慢萌生。過去海關口岸管理松散時,因為人員流動很大,很難形成對本土社會穩定的歸屬感,很少人有“香港是我家”的明確意識。根據人口統計數據,直到1966—1967年,香港常住居民中本地出生的人口才第壹次超過總人口半數,隨著新壹代“土生土長”的人口成為主流,本土意識與身份認同問題就越來越凸顯。

我們以前更多關註的,是國共內戰導致的海峽兩岸過去數十年來的長期隔離,往往容易忽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隔離及其後果。這種情況,直到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得到改善。97香港回歸前,以及回歸20年來,香港社會發生的壹些波動及現象,往往可以從中追根溯源,很值得我們認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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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舉“青年中國說”

回頭再說說我和我的家庭。移居香港三十多年後,我們已自然而然地視香港為“新家”。因為當初是舉家遷港,老家泉州只有壹些親戚而沒有直系親屬,我本人又在廈門出生和渡過童年,對泉州老家印象模糊。


我在日常觀察及訪談研究中發現,對絕大部分都有移民背景(只是時間上或早或遲)的香港民眾來說,“香港是我家”或“我是香港人”的意識,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萌發,到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之後,“九七回歸”日益成為現實時,才逐漸清晰起來。

毋庸諱言,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社會壹度彌漫著某種恐慌情緒,尤其是中產階級爭相以投資或技術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人數估計達數十萬人之多。但“九七回歸”後初期,香港整個社會環境變化不大,確實是“馬照跑,舞照跳”,同時內地經濟和社會面貌持續提升,原先的恐慌情緒消散,部分移民海外者選擇“回流”,說明“壹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至少在初期還是行之有效的。

從另壹方面看,有趣的是,八十年代內地與香港之間重新開放交流後,因兩地物質、文化、社會氛圍乃至經濟形態、管理制度之間的顯著差異,因此初期彼此的接觸,反而更加凸顯出“不同”,也讓香港人自我的身份意識有所增強。

不過話說回來,隨著香港與內地交流日趨頻密,彼此距離至少在2008年之前是在不斷拉近的。加上中國大陸近年來在世界上不斷有驚艷表現,當初兩地物質上的落差逐步縮小,文化上互相交融,已經出現妳中有我,我中有妳的現象了。

我註意到,97回歸前,香港已有學生組團赴內地觀光考察,97回歸後,很多學校裏甚至各個年級、各個班都有組團回內地交流的活動。這樣頻繁的來往,當然有助於香港青年學生增廣見聞,加深他們對大陸發展的認識。

如果問我對這樣的交流訪問安排有什麽建議的話,我倒是希望大陸方面在接待香港青年來訪時,能不能少壹點官方政治色彩和程式化的安排,而讓他們能更自主地多走走、多看看、多和大陸的年輕人自由交流,用自己的眼睛和雙腳,真切地感受壹下腳下這片如此廣袤的土地以及在那裏發生的壹個個故事。

我個人由於學術研究的關系,跟兩岸四地的青年人壹直有密切交流,我也十分樂見這些年輕人之間能夠有更充分全面的交流互動,對彼此所身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有更深入的理解,懂得換位思考,求同存異。

在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後數天,即7月5日,我應邀出席在香港舉行的“港澳臺大陸四地青年共舉‘青年中國說’大中華青年論壇,有機會與兩岸四地的學者及青年壹起討論,在新的歷史發展關頭,青年人所能夠和應該扮演的角色。

畢竟我們都很清楚,兩岸四地的社會發展以及中華文化的未來,就在他們身上。

(以上轉自“愛思想網”)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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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博士的最新著作《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引來廣泛關註和討論。

中國成為國際強國,人民生活富裕,國外華人理應產生向心力,但很多臺灣及香港人卻不認同中國人的身份,

這是壹個很值得探討和反思的問題。

林泉忠博士已經應邀成為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2018“港大講堂”的主講嘉賓,6月,林博士將結合自身獨特的人生與豐富的跨國學研經歷,以別樹壹幟的社會和文化思想與觀點,深入剖析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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