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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晨博士: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共建世界級金融科技創新中心

2018年12月11日

面對硝煙彌漫的中美貿易戰,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過去GDP基本是靠資本推動,是依賴於投資規模,但邊界瓶頸效應越來越大,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風險不斷聚集。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和金融科技創新,探討它們對於中國下壹階段的經濟發展將起到引領和風向標的作用,希望它成為帶動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創新的起點和榜樣。

 

粵港澳大灣區的外部環境

2018年馬上就要過去了,在這個以“8”為結尾的年份,世界金融市場,地緣政治,貿易爭端,自然災害此起彼伏,讓大家疲於奔命,應接不暇。在粵語裏面,8的發音跟發財的“發”字相近。大家都認為“8”是壹個幸運數字會帶來好運。今年是2018年,大家看今年會是好運年嗎?實踐和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沒有其它。實際好像並非如此。我們要面對美聯儲連續不斷的加息和特朗普總統悍然發動的規模空前的貿易戰。

談到加息,美國人有壹個說法就是,動了利率不光要影響到華爾街(Wall Street),還要影響到勞苦大眾(Main Street)。世界大類資產分成五類:商品、外匯、利率、股票和信用,壹旦觸碰了利率,利率曲線的期限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就要影響所有人,包括企業、地方政府甚至區域經濟,這裏面牽涉到融資成本、借貸成本等等。同時,利率除了自己本身是壹種大類資產,它又扮演了為其它幾類資產做定價參數的角色,身兼數職,可見其特殊地位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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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息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要擠壓中國的兩大泡沫:信貸和房子。中國的資產負債表上擁有的大部分資產是房地產,資產負債表右邊的負債則是和房地產市場緊密相連的信貸,而最重要的壹點就是作為整個資產負債表的“根和錨”的全部資本是系於美元的外匯儲備。美聯儲的加息不可避免地對我們相對脆弱的資產負債表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

從2018年到2019年,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面臨的都是通脹問題。什麽是通脹問題?就是企業社會生產力跟不上印錢的速度、“錢”在經濟體內過剩。現代金融和現代企業的發展都是要動用信用融資來完成整個企業的生產,價值創造,價值實現。信用依賴於信任,信任是整個閉環中最重要的,最後就是要完成企業家信誓旦旦許下的諾言,否則在PPT上絢麗的宏偉計劃就會成為空中樓閣,隨之而來的是信用違約風險。過去企業的發展依靠政商結合(資源整合)把容易的事情都做光了,而且不需要提高效率,只要有跑馬圈地所謂的“做大做強”,規模對於企業家們和地方政府是頭等大事,GDP也是同樣的。

面臨外部人民幣的壓力和內部產業結構不平衡的矛盾,雖然每個產業具體表現不盡相同,但把它的業務抽象起來,從每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能體現融資流動性、資本和各種風險。資產負債表中最重要的杠桿(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疊加是企業萬劫不復的根源。每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就是所有內外部風險的集聚地、軍火庫,面對來自外界環境的壹點點沖擊變化的火花時都是襟若寒蟬,倍感焦慮的。​

 

當前推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場景和前提

現在中國大地AI人工智能遍地開花,AI中的壹個創新就是把回答問題的場景作為回答問題的壹個變量來加以考慮。場景的戰略地位對於正確地分析和回答壹個問題變得至關重要。

我們首先分析壹下當前推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場景和前提。

過去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我們積極開展深圳和香港的對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第壹站就是香港,成為了CNH。但到了2018年,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式,美聯儲連續不斷的加息和炮火紛飛不斷升級的貿易戰,是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要減慢呢?人民幣國際化現在沒有達到原來的預期,但是目前來看這卻是壹件好事,如果完全放開的話,不管是應對境內資本出逃的壓力還是應對外面離岸市場做空勢力都會是壹瀉千裏的不對稱局面。

風險就是信息不對稱性,我們想要做的和實際發生的結果大相徑庭。只有修煉自身的武功,把實體經濟科技金融的創新做好做強,才是真正反擊離岸做空勢力的最強有力的反制手段。

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在退休之前提出了幾個金融概念,真實反映中國經濟和企業面臨的困境。其中壹個是“明斯基時刻”。明斯基時刻用數學表現就是加杠桿的加杠桿。

在最初的階段,借錢都是為了擴大再生產,因為產品收益要比融資成本高,但隨著杠桿比例的不斷增加,金融周期的循環往復,後面借的錢(本金)用來還上壹次借款的利息,等於杠桿是加速的,這是非常危險的金融環境。企業必須依靠借新還舊來維持,不是為了發展而是要“活著”。

中小型企業融資難是因為銀行覺得它有風險還不起錢。追本溯源,壹個是外界的經濟環境,另壹個是企業自主研發創新能力不足,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上的生存能力問題,再向下看就是問題的實質核心:在基礎的科學研究上面中國遠遠落後,但這些都是我們自作“聰明”的選擇所決定的(大家都要KPI,快錢,不願承擔社會責任,也不願承受長期投資所帶來的痛苦)。從改革開放壹直走到現在,我們在選擇規模還是效率這個問題上,按照自己特定的“文化”偏好做出了選擇,這也就決定我們的發展路徑。

許小年在早些時候為浙商證券演講時提到壹個現象:大家講宏觀講太多了,現在需要的是微觀層面(Just do it),每個個體(企業和個人)踏踏實實沒有像傳染病壹樣的“夢想或者野心”,剛做壹點事情就講融資上市、IPO。企業的發展要從政商結合、資本模式創新到真正的實質科技創新,金融創新。

中國進入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戰階段。資本運作推動的GDP增長模式日落西山,下壹階段能夠真正推動中國砥礪前行的只有科技創新、金融創新。

中國的新常態就是從過去的高速增長模式轉變為穩定健康地發展模式:從資本驅動到創新驅動,從規模到效率和結構,從不計成本到綠色環保發展。原來中國習慣兩位數字的高速發展,現在要變成個位數的相對穩定發展。科技和金融與企業的有機結合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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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之壹是老齡化,從人力資本來講,很多人不能投入社會生產,原來是按人頭算的平均生產力和創造力都被大打折扣,同時勞動力成本不再廉價,加上森嚴壁壘高聳萬丈的出口關稅,這壹切都迫使中國經濟別無選擇地走向結構轉型和創新。

WTO的多邊貿易不是零和遊戲,但現在的壹個(不好的)發展趨勢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向危險的“零和遊戲”快速收斂。零和遊戲的靈魂實質就是此長彼消。在金融上,最真切地反映這壹特性的就是期貨交易。特朗普想借用期貨打爆倉的方式,在幾個關鍵點位突擊中國,看中國經濟實力、外匯的綜合實力在這幾個關鍵點上能不能經受考驗,全身而退。

我國政府對於中國經濟命脈的把握是非常準確的,對於中國企業現有的發展模式的弊端認識很深刻,從而痛下改革創新的決心。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開幕大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粵港澳大灣區這壹由深圳率先提出並積極倡導的思路構想,繼先後寫入廣東、國家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後,又首次寫入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裏包含的意思是深圳要自己玩、自主玩,說得更直白壹點,現在我們要考慮把外面的人引進來,最終目標是從實質上改變中國現在的被動局面,把整個生產力體系、體制平臺提到新的高度。

中國改革經歷了兩次飛躍:壹次是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的國策,壹次是朱镕基力排眾議,犧牲小我地推動國企的結構性改革,從而創造了延續多年的“改革紅利”。

到2018年,改革開放40年,我們經過了眾多的風風雨雨與艱辛歷程;享受了紅利,但隨著改革紅利消耗殆盡,我們不得不又壹次面對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選擇:要規模還是要效率,抓表面還是抓實質?現在的選擇決定了後面的路該怎麽走。是不是真的讓80後、90後洗洗睡了?

創設粵港澳大灣區,重新高舉改革創新的大旗,是中國以經濟特區建設帶動改革開放路徑的“升級版”;是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以點帶面推動全面開放創新嶄新格局的積極探索。

 

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實質

類似國人講的做生意“遇水則發”,水路是帶動壹個經濟區域高速發展的重要命脈和運輸途徑。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引領全球金融科技創新和資源配置的中心,都是港灣遍布水路相連,最為知名的就是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是金融灣區,承載著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樞,是美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多設於紐約,極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讓紐約能夠順暢地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種族信仰的精英人群。

舊金山灣區,定位科技灣區。在這個全世界最好的自然氣候和優美環境下,誕生了眾多的著名院校,逾百位諾貝爾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和圖靈獎得主都在此地學習或工作,諸多知名的全球頂尖高科技公司的企業總部也都駐紮此地。

東京灣區,它的發展歷程具有典型的意義,東京灣區起始於二戰之後,伴隨著開港後壹系列產業升級,空間分布的逐步叠代,形成了今天以產業為核心標簽的灣區特征,日本年銷售額在100億元以上的企業有50%設於東京灣區,三菱、豐田、索尼等壹大批世界五百強企業總部均設於此。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自身的獨特優勢。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具備傳統水路灣區的優勢,而且在金融、科技、產業上融合了其他三個灣區的多個不同元素,渾然天成。在中國進壹步深化對外開放的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當仁不讓地成為對接全球經濟的重要窗口和接軌全球經濟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突破點。​

自主科技創新是所有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我畢生追求的兩個目標:壹是真實;二是公平。無論金融創新還是科技創新,有了真實的信息,公平的管理體制,企業才可以實質地飛速發展,而不是利用信息高度不對稱性做虛假創新。國內在自主研發創新的實踐上都花了很多資金,因為缺乏公正透明的獨立評價體系,最後的結果就是傷痕累累,不堪回首。比如中國芯、科大訊飛、紅芯瀏覽器等等。

 

我們缺少的是:公平、真實、監督、監管完善的創新環境,這些軟實力恰恰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實質”所在,利用香港澳門的相對管理監控制度體系優勢,引入壹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接軌世界先進完善規則制度的創新平臺,控制與降低創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性風險,讓所有的金融科技創新都在真實公平的體制中茁壯成長,成為參天大樹。

 

如何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中心

創新的兩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人才和寬松自由的環境。香港具有科技創新人才的先天優勢。作為國際性大都市,香港兼具國際化和華人社會的人文生活環境,又有透明規範的法制體系和營商環境,吸引了大量國際型人才。


我每天往返深港兩地工作與生活,非常深刻地感受到這壹點。很多基礎研究裏最偉大的發現都不是在KPI的“狼性文化”和氛圍中強壓出來的。靈感是人類學習的終極目標,但是獲得靈感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無模式可循。

從《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與《QS世界大學排名》等獲得公認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來看,香港的大學在亞洲以及世界名列前茅。大量國際人才的匯聚為香港儲備了創新研發的智力基礎,使得香港在創新研發潛力和實力上有著內地不可比擬的優勢。

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東方之珠,對接國際先進的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風險管理理念。從1987年的黑色星期壹到1997-1998年的索羅斯發動的亞洲金融風暴,再到席卷全球的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風暴,香港歷經多次金融史上最嚴酷的金融危機的考驗,展現了完美的“反脆弱性”,愈挫愈勇,不斷完善和提高自身的金融管理制度和風險監控體系。

金融業是對規則要求極高的行業,香港是壹個成熟完備的法治社會,而內地的金融法律領域的漏洞依然在完善之中。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和相互協作,深圳可以近距離學到很多香港的先進金融管理方式和金融監管制度體系建設的經驗。

同時對於香港本身來說,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愈加激烈,需要和內陸的資源優勢結合強強聯手,利用金融科技創新或將引領香港重整昔日亞洲四小龍的雄威。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科技創新領域具有顯著的互補發展優勢。深圳和香港都對加快金融科技創新有著強烈的需求,兩地的科技創新資源各有優勢,其中值得壹提的就是香港擁有的專業服務,比如公司上市、退市、法律、知識產權保護等,對金融科技創新起重要的輔助作用。如今深港已經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礎。兩地政府實施了壹系列促進兩地科技交流與合作的政策措施,構建橫跨深港的科技創新區,終極目標是打造世界級金融科技創新中心。

近年來,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發展質量都在國內乃至亞太地區位居前列。已經形成了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物流業、文化產業等四大支柱產業,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為建設創新型智慧城市,深圳市政府連續出臺多項鼓勵創新的政策,包括科技投入、政府采購、人才、教育、標準化戰略、保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等方面的重大措施。深圳有巨大的市場,很多香港的創新產品可以在深圳得到實驗和反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作為深圳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的壹個戰略,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推動灣區經濟建設發展。

縱觀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早期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以出口型經濟為主,中期中國經濟結構變成以房地產為主。但到了今年和明年,我們正在經歷壹個歷史世紀交替的大周期的轉折點。金融對於國家、企業、個人的重要性會達到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現在提倡追求的是非常平穩、有序的發展。企業的全面風險管理ERM、資本管理和流動性風險管理都會成為以金融科技創新引領企業發展的“生活方式”,是壹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自我價值創造、實現的過程。​

曾經輝煌壹時的房地產經濟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艱巨使命,接力棒交到了現代金融和智能工業(工業4.0)的手上。金融和科技創新就義不容辭地成為支持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核心動力。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陸博士下午茶”。文章內容根據陸晨博士在2018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峰會上的主題演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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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晨 博士

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客席副教授
軒鴻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首席投資官、高級副總裁
亞洲投資者學會風險管理中心執行董事

陸博士在美國和香港金融市場擁有近20年的工作經驗,他曾多次成功地完成了行業標誌性工作:在2014年中國最大的並購交易中糧集團與來寶集團並購案中,他出色地領導了風險管理調查工作;2013年,由於在某東南亞大型銀行的巴塞爾協議II風險管理項目中成績卓著,他幫助普華永道贏得了象征亞洲風險管理最高榮譽的「最佳亞洲風險管理咨詢顧問大獎」;2013年光大證券ETF交易「烏龍指」事件後,他受邀作為三名海外顧問委員會成員, 參與對光大證券的指導工作。此外,他還曾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協助東南亞多國強化與提高債券交易和風險管理實踐水平,並負責對監管者進行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