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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隨想 | 回望歷史:影響未來10年的10條軌跡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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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 Prof. N.R.Liu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

 

在2020年行將結束之際,從歷史中尋找未來的軌跡,沒有比1968年的世界更接近2020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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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全球陷入“六八風暴”,反戰、反建制、反精英的抗議運動此起彼落。轟轟烈烈的反戰示威從華盛頓蔓延到倫敦、柏林、巴黎、和羅馬,美國民權運動也進入新的轉捩點。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總統參選人羅伯特·甘迺迪被暗殺,美國民主黨大會在芝加哥演變成抗議者和員警短兵相接的暴力衝突。這一年的美國陷入被作家和歷史學家加里·威爾士(Garry Wills)所說的“新內戰”,他在當年出版紀實作品《第二次內戰:世界末日的武裝》 (The Second Civil War: Arming for Armage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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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事件”幾乎癱瘓了整個法國,上千萬的學生和工人結盟掀起抗議的巨浪,戴高樂總統次年被迫辭職。20年之後,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學術人》(Homo Academicus)一書中,將這場左翼的學運的起因歸結為法國高等教育的盲目擴張,這場運動的主力是法國大學裡年輕的教師和學生。

正處於“文革”的中國,其意識形態對法國、義大利等國的左翼反政府學生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時的中國,早已陷入“文革”武鬥的漩渦,最終以青年學生被送往農村的“流放式”改造收場,也預示著10年之後這場浩劫終將以悲劇告終。

1968年的震盪始於1月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格之春”揭開了蘇聯東歐集團改革的序幕。在此之後,波蘭、南斯拉夫都發生了挑戰建制的示威行動。但這場以建設“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為口號的民主化改革運動,在蘇軍8月入侵之後夭折,卻是蘇聯集團22年後分崩離析的先兆。

1968 年,美國華爾街也面對可能的金融危機,標普 500 指數在頭三個月下挫 9%,之後卻大漲 24%,年底漲幅達 7.6%。2020 年,標普 500 指數在頭三個月急跌30%,但 3 月觸底後卻已反彈 了68%,全年上漲16%。

1968年7月開始,一場被稱為香港流感的大流行病開始向全球蔓延,僅香港就有40到60萬人發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疾控中心的資料,大約有10萬美國人死於香港流感,全球可能高達100萬到400萬人喪命。

唯一在2020年沒有發生的是,類似1968年1月越南戰場上的春節攻勢,讓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定局。但2020年的大國對抗和競爭,卻在貿易和科技等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拉開。

1968年和2020年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有如此之多的類似之處,這包括大流行病、種族衝突、社會動盪、政治對立、大國對抗。因此,在1968年過後,上個世紀70年代走過的歷史,和21世紀的第3個10年是否也有可比較之處呢?

21世紀的第3 個10年,世界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一)大流行和人畜共患病毒

新冠病毒不會是21世紀第3 個10年唯一的一次公共醫療危機。美國第一次發現愛滋病毒後,人類認識到人畜共患病毒是全球範圍內造成多種疾病的原因。這包括愛滋病,伊波拉病毒,沙士,寨卡病毒和豬流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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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地球上已經存在數百萬年,比我們智人的歷史長得多。從技術上講,這些“病毒”沒有“生命”,它是包裹在蛋白質外殼中的一串遺傳密碼,需要透過活的“宿主”才能繁殖。隨著基因測序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病毒被發現,人畜共患疾病的爆發不斷增加。地球上的哺乳動物和鳥類中約有160萬種病毒,其中約70萬種有可能感染人類,但只有約250種在人類中被發現,其它的病毒仍然在那裡尋找“宿主”,隨時可以在人類中傳播。

2020年除了新冠病毒,還爆發了小規模的人畜共患病毒。剛果在2018年爆發伊波拉疫情,2020年中才結束,超過兩千人死亡。奈及利亞也爆發了拉沙熱病。這些疾病通常源自熱帶雨林邊緣,以及人類和動物混雜的地方。在這些“熱點”中,病毒更容易從動物傳播到人類。

全球頂尖的病毒學家彼得·皮奧特(Peter Piot)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病毒獵手之一,他於1976年發現了伊波拉病毒。他說:“我們生活在大流行的時代。” 根本原因就是人類未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包括森林砍伐和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森林覆蓋了地球上約三分之一的土地,但每分鐘有35個足球場大的森林被砍伐。

未來10年起碼有10種病毒,因缺乏疫苗依舊可能給人類帶來危機,這些病毒包括伊波拉、瑪律堡病毒病(青猴病病毒)、拉沙熱、中東呼吸綜合症、非典(沙士)、尼帕病毒、寨卡病毒、克裡米亞-剛果出血熱、裂谷熱、猴痘。這並沒有包括人類未知的病毒,隨時會侵蝕我們。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人類經過這次史無前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從政府到民間都從中學到了慘痛的教訓。東亞各國此次應對新冠疫情中的表現勝過歐美各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曾經歷過沙士。比爾·蓋茲(Bill Gates)五年前擔心全球會爆發大流行,他預測全球各國要到2021年底才有可能從新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他說,“全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再是核戰爭,而是全球疫情。”

在1968年的香港流感之後,全球在80年代又面臨愛滋病的重大危機。2020年過後,未來10年再次出現新冠病毒這樣的大流行的機會為小,但發生小規模疫情的機會為大。

(二)經濟衰退和全球新經濟版圖

2020年開始的10年將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10年,對發達國家而言尤為嚴重。過去40年的快速增長已經終結,全球進入新一輪的緩慢增長期。未來的10年會否重複1970年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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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美國面對戰後的首次通脹,1973年10月爆發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重創發達國家,美國的GDP下降4.7%,歐洲下降2.5%,日本下降7%。西方各國失去了戰後的經濟擴張,高速增長的繁榮期結束,進入經濟下滑和通貨膨脹高企不下的“滯脹”時期。在此之前,美國經濟從上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年均近4%的速度增長,並保持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工人的平均小時收入每年以超過2%的速度增長。

70年代是日本的舞臺。繼1970年取代西德成為西方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1972年再次失而復得,再於1978年取代蘇聯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亞洲“四小龍”也在此期間冒起,經濟快速增長。與上世紀70年的日本情況相似,中國將成為未來10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經濟出現萎縮,只有中國取得了經濟的正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的GDP增幅為1.9%,2021年增幅將擴大至8.2%。美國和歐洲依舊在第二波的新冠疫情中掙扎,2021年的經濟復蘇遠比之前的預測來得緩慢。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全球經濟的復蘇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有可能。

在可預見的將來,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中心(CEBR)在12月26日發表年度報告中預測,中國在2028年就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普華永道(PwC)3月發表報告《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預測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經濟體中將有6個是現在的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發達國家中只剩下美國,排名將從第2滑落第3,日本排名將退至第8,德國和英國分別佔據第9和第10名。

1968年之後的10年裡,日本先後超越西德和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後,中國在未來10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概率是100%

(三)金融市場風險與美元貶值

與上個世紀70年代相似,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在21世紀的第3個10年也會隨時浮現。2020年的華爾街股市和1968年一樣都是在恐慌性下滑之後再次強力反彈。

上世紀70年代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其中1973年1月至1974年12月全球股市暴跌,影響了所有主要金融市場,成為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股市下跌。在694天中,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道鐘斯工業平均指數的市值損失超過45%。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奠定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政府放棄按固定官價美元兌換黃金的金本位政策,美元貶值。

如今的情形與1973年相比,世界經濟並不存在滯脹風險,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高。與2008年相比,全球的金融市場有驚無險。第一,美聯儲和各國中央銀行向金融機構注資,擴大貸款規模,各國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足以支持市場的穩定。2020年3月,全球最具流動性的美國國債市場出現罕見的拋售潮,僅沙特在3月就拋售200多億美元,但美聯儲及時推出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避免了金融市場的動盪。第二,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美聯儲吸取教訓,增強了銀行的彈性。歐美各國的銀行運營穩健,沒有破產風險。

但金融機構的脆弱性也明顯。不少金融機構的杠杆率偏高,低利率和龐大的資產負債表鼓勵了杠杆的積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愈發嚴重。銀行不是2020年經濟衰退的根源,但金融業的危機很快就會從直接流動性階段進入償付能力階段,銀行首當其衝。

經濟學家預測,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將達到277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365%。根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的資料,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增長了21%,非金融公司為11%。美聯儲估計,美國的公司債務已從2008年的3.3萬億美元增至去年的6.5萬億美元。在新興市場,非金融公司的增幅最大,為11%,債務占GDP的104%。中國的非金融公司的債務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是GDP的166%,為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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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病毒並沒有引爆全球金融危機,但是政府和公司債務的不可持續性,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量化寬鬆政策帶來的大量資金湧進股市,刺激股價飆升,與企業的表現嚴重脫鉤。債務違約的風險,通貨緊縮的風險,貨幣貶值的風險,隨時可見。美元已經貶值,這一點與70年代的情況一致。曾在香港任職的經濟學家、現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預測,由於貿易和財政“雙重赤字”進一步擴大,美元匯率到2021年底將貶值35%。

比特幣和黃金成為避險的新興和傳統投資產品。70年代美元貶值,刺激了黃金價格上漲。當利率走低,美元走弱時,黃金作為替代品的價值上升。1968年至1980年間,黃金價格從35美元漲至850美元,漲幅超過2300%。2020年,投資者尋求避風港,黃金價格一年內上漲約25%。比特幣在12月26日升至25000美元,比3月的低位4900美元升幅高達4倍以上。但在2017到2018年間,比特幣有如過山車,從2017年初的1000美元升至年底近2萬美元,2018年2月又跌至7100美元,2018年再跌至3100美元。“末日博士”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比特幣不屬於資產,上升完全由市場操控。

1968年之後的10年裡,全球在70年代發生了兩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我們無法預測未來10年,金融危機何時會降臨。但已故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曾經說過,如果一些事情無法永遠持續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四)盛世陷阱與改革困境

1968年的蘇聯如日中天,是軍事、科技和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這一年蘇聯將捷克人改革的美夢輾碎,從那時起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開始類似“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蘇聯經歷了歷史學家稱之為“停滯時期”的歲月。但以社會的穩定和民眾的福祉而言,70年代又被視為蘇聯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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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蘇聯告別了赫魯雪夫時代大刀闊斧的變革,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改革寸步難行,蘇聯社會陷入靜態且缺乏活力、老人政治和昏庸無能的新常態。計劃經濟造成效率低下和慣性運作,工人怠惰且缺乏紀律。60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經濟總量與蘇聯相比是一個小弟弟。1970年,蘇聯經濟總量占美國的比重達到頂峰,為66.5%,恰好與中國目前的GDP占美國GDP的比重差不多。但到了70年代下半期,蘇聯經濟增長開始乏力,到1985年,占美國經濟的比重下降到35%。這期間,蘇聯的軍事力量和在全球的影響力繼續增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中美聯手改變了冷戰的國際格局,蘇聯的崩潰已經定局。

如今,中國的改革也進入深水區,不少人擔心中國會否陷入類似蘇聯“停滯時期”的困局。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高企,又要面對國際需求乏力、國內消費不足、就業壓力增大等問題。特別是過去20年支撐起中國經濟大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對稅收的貢獻達50%,對GDP的貢獻達60%,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地面對國內外的大動盪和大變局。

1968年的此時此刻,面對無法恢復正常學習和缺乏就業機會,幾百萬“知識青年”被迫離開城市上山下鄉。在此後的10年間,近2000萬人離開城市,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逆城市化”行動,中國約10%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遷徙。

2020年的此時此刻,80多萬留洋學生和800多萬本地大學生正試圖擠入已經萎縮的就業市場。考研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超過300萬,而2021年將有可能超過400萬。高等教育的無限擴張和引發的就業不足,是一些國家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2020年的新冠病毒和中美對抗,中國顯然採取了更加開放市場的經濟改革措施。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幾乎癱瘓之際,積極推進區域自由貿易合作,加入與亞太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並和歐洲完成長達7年馬拉松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凸顯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和開放依舊向前推進。

中國作為一個商業社會依舊充滿活力,這與中國自1978年的改革創造出的營商環境和釋放出的企業家精神密切相關。但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緩慢且艱難,長遠來看,這對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都可能是負面的。

2020年後的10年,中國會否重複蘇聯停滯時期的困境,取決於中國因應變化的改革力度和開放力度。

() 大國衝突與中國影響力

1968年過後一年,中蘇兩國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島,珍寶島上爆發了一場只持續15天的微型戰事,但這場“島嶼戰爭”卻改寫了中美蘇三角關係。中美關係隨後破冰,基辛格1971年秘密抵達北京,次年尼克森訪問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蘇兩國的“緩和政策”可能對中國的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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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之後的10年,中美兩國是否可能在南海的微型填海島礁發生短暫的戰事?在美國與臺灣關係日益密切,甚至半結盟的情形下,面對民族主義高漲,中國大陸會否武力攻佔臺灣?

特朗普因“通俄門”一直無法突破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但對俄羅斯“情意綿綿”,甚至到了2020年12月19日,他還和自己政府的成員唱對臺戲,否認俄羅斯駭客攻擊美國政府網站,反而無端指責中國是背後黑手。連中美冷戰的急先鋒、國務卿蓬佩奧都非常明確地說,是俄羅斯人而非中國人。

拜登上任,欲與盟國聯手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他不太可能重複堅定的反共分子尼克森前往中國的破冰之路,與受西方孤立的俄羅斯聯手,來對付華盛頓眼中挑戰其地位的老二。這樣的場景似乎不太可能,但並非天方夜譚,國際關係風雲變幻,未來10年,誰能說這樣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美蘇間的冷戰在70年代白熱化,但尼克森上臺之後也願意採取對蘇聯的緩和政策。如今拜登入主白宮,中美之間在未來10年的關係,與美蘇上世紀70年代的關係有類似之處,又對抗又競爭又合作。從拜登外交班子傳遞出來的明確資訊可以看到,美國新政府在對華全面遏制的同時,雙方依舊會有接觸和合作的機會。

中國在貿易上加強和不同貿易區的合作關係,在疫苗外交上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突出重圍的戰略明顯。但過去20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合作取得了突破和進展,但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尖銳對立沒有絲毫變化。曾幾何時的中英“黃金十年”,“中美國”的概念,以及西方給予中國領導人超規格的禮遇,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上基本沒有改變上世紀70年代的格局,非洲依舊是中國最可靠的朋友。

2020年,美中兩種不同的制度,在如何適應時局的變化上,中國看來佔據上風,卻在國際影響力上反而和美國一樣呈負增長。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中國在西方和東亞國家的受信任度和歡迎度都降到了歷史的新低點。

拜登政府上臺,加強和盟國合作,調整政策,順應世界潮流和民心,大國衝突的最終結局,難以估計!

(六)月球登陸與科技創新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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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70年代的探月工程和太空探索屬於美蘇的地盤,未來10年的太空競賽將在中美俄三國展開。

1971年,蘇聯首個太空站,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太空站發射升空。美國經過六次成功的登月任務後,1973年美國第一個太空站和太空梭發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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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中國的「嫦娥五號」時隔44年,人類再次帶回月球樣本,但這僅僅是探月工程“探、登、駐”的第一個步驟。美國目前已走完前兩步,蘇聯已走完第一步,中國正在走第一步,未來幾年將完成登月的使命,並建造中國自己的太空站。在此之前的7月23日,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發射升空,明年2月份抵達火星。

在美蘇太空競賽白熱化期間,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預算大幅提高,在1969年阿波羅登月計畫時達到頂點,美國聯邦政府預算的4.5%分配給了NASA,2015年之後只有0.5%。現在美國的太空計畫已經開始私有化,以便節省開支。其中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擁有的SpaceX,於2020年5月成功將兩名NASA宇航員送載到國際太空站,並計畫在2021年底將三名太空旅行者送進太空。

歐美的一些企業家看好太空的商業前景,美國太空探險公司為客戶提供繞地球軌道飛行,體驗太空旅行的美景和失重感;億萬富翁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創立了航太公司維珍銀河,希望成為未來太空旅遊行業的領導者;全球首富、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Jeffrey Bezos)計畫“建造一條通往太空的道路”,以便人類維持地球以外的殖民地。

但太空私有化計畫引起美國一些科學家的反彈,擔心私人企業無法承受推進太空前沿探索的巨大未知風險。

太空探索的高科技含量極高,可以促進創新、突破技術極限。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研究報告,自1976年以來,為太空探索而開發的技術,在轉移到私營部門後已誕生了2000多項新用途和發明。眾所周知的通信衛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許多醫學上的進步都源於太空技術,例如人造心臟的改進、乳房X線照片的改善以及鐳射眼科手術。太空探索推動了新材料和工業技術的發展,這包括用於微晶片的熱電冷卻器、高溫潤滑劑、大批量生產碳納米管的方法和具巨大工程潛力的材料。許多家用產品都可以追溯到NASA的技術,如記憶泡沫床墊,藍牙耳機,可程式設計烤箱,吸塵器和滑雪服。

科技的突飛猛進往往是在戰爭和競爭中發生,美蘇爭霸就促進了航空航太科技長足的發展。中國近年在太空和其它高科技領域的不少突破是美國封鎖的結果,當年美國政府阻止NASA和中國合作,中國被迫發展自己的太空技術。2020年6月,北斗全球導航系統星座部署完成,這項技術的突破也是受海灣戰爭和台海危機的刺激,中國意識到依賴美國GPS全球定位系統的潛在風險。

2020年,中國在登月工程、載人飛船、火星探測、衛星導航等領域都取得了進展。但中國也面對科技冷戰下被美國“卡脖子”的35項關鍵技術,如光刻機,晶片,核心工業軟體,雷射雷達等。美國對中國已實行更為嚴苛的技術封鎖和管制,甚至阻止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攻讀前沿的學科。美國自1969年登月計畫之後,攻讀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本科生一直呈下跌趨勢,中國卻擁有全球最多的STEM學生。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2016年中國有470萬STEM畢業生,以8.2比1超過美國STEM的畢業生,2030年將躍升到15比1。但美國擁有中國所沒有的巨大優勢,美國是全球人才的最大吸收地。

中國在5G、AI、數位技術等領域的突破,離不開以往寬鬆的國際合作環境。中國需要以市場為導向而非行政命令來主導創新,追趕晶片技術的“武漢弘芯”發生爛尾工程就是一個例子。

未來10年中國有沒有可能保持科技創新和競爭優勢,除了人才和資金,更為重要的是能否對外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對內創造創新的自由空間。

(七)美國社會分裂與內戰陰影

2020年的美國與1968年的美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年美國陷入了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嚴峻的對立,民權運動和反戰示威席捲全美。但2020年的美國與1968年相比,暴力和衝突的程度要遠低於當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示威並沒有出現類似1968年多名政治人物和平民被謀殺的事件,美國更沒有像當年那樣陷入戰爭的泥沼。

1968年可以讓尼克森成功當選的最大原因是,大量對民權運動持有疑問的白人成為尼克森“沉默的大多數”。1968年有種族隔離支持者、曾經擔任阿拉巴馬州州長的喬治·華萊士參選總統,並取得南部五個州的勝利。數以百萬計的白人選民,面對民主黨詹森總統的民權改革心存恐懼,要求民主黨對無政府狀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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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20年的抗議運動中,無數的白人以及亞裔移民的第二代都積極參與其中。紐約時報6月報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爆發兩周後,白人中的支持者大幅攀升,是過去兩年的總和。儘管運動期間出現了暴力場面,但民調顯示,93%的示威是和平進行。特朗普拾起尼克森“法律與秩序”的口號,但無法像當年那樣煽動起選民的恐懼。

1968年,美國社會的暴力衝突程度遠遠超過2020年,美國歷史學家、記者和作家加里·威爾士(Garry Wills)在《第二次內戰:為世界末日武裝》(The Second Civil War: Arming for Armageddon)一書中向我們展示了美國人以鄰為敵的場景,黑人激進分子談論軍事行動,武裝的白人則以牙還牙。

2020年,美國社會的分裂依舊,各類極左和極右的民兵組織虎視眈眈。大選前有不少專家預測特朗普不接受大選結果,有可能引發暴力事件。但特朗普決意不承認落敗,也沒有出現武力和暴力對抗的場面。美國的民主制度被特朗普摧殘的遍體鱗傷,但在這次大選中還是表現出其韌勁,投票率創造了120年以來的新高。

2020年美國社會的對立與分裂,遠不如1968年那般暴力。如果1968年過後美國沒有發生第二次內戰,2020年之後在美國爆發第三次內戰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但美國想要痊癒種族對立和社會分裂同樣難於上青天。

(八)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民選獨裁

1968年過後,智利就在1973年發生了推翻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之後南美的阿根廷等國也踏上了軍人執政的獨裁時代。2020年,美國選民將有“民選獨裁”傾向的特朗普請出白宮,但與四年前的總統大選相比,其民粹主義的政策在此次大選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特朗普獲得7千4百多萬張選票,選舉雖敗,但特朗普主義的影響力深遠。這一現象預示,民選獨裁威權民主將在下一個10年左右全球政壇

2020年沒有比臺灣的綠色威權主義更能說明這一趨勢了,一個標榜民主自由的民進黨政府竟然可以公然關閉與其意見相左的電視臺。從俄羅斯到土耳其,類似的民選獨裁早已根深蒂固。而香港在2020年實施“國安法”之後,其政局走向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仿效新加坡的半威權民主,目標是建立容許反對黨存在、但建制力量主導的強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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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智利軍事強人皮諾切特政變上臺,就以崇尚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取代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皮諾切特早於雷根和柴契爾夫人開始嘗試新的政治和經濟試驗,獲得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援,在國內推動建立自由市場經濟,由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實行對外開放,創造了智利奇跡。

但2020年,新冠疫情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歐美政府減少開支,特別是在公共醫療領域的開支,是造成新冠病蔓延的原因之一。西方國家過度依賴私有化的醫療系統,卻發現這些系統無法應對大流行這樣的危機。面對世界各國政府債臺高築,強調政府干預和投資的凱恩斯主義也無法解決現今的困境。全球各國必須尋找融合兩種經濟路線的新中間道路,重視市場功能,同時加強行政效率,才有可能突破市場力量和政府干預的局限性。滿足人們需求的驅動力能否取代企業對利潤的短期追逐的驅動力?對經濟民主的、適當的計畫可否取代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如何在經濟政策中實現社會正義?

2020年新冠大流行凸顯了把危機管理交給“市場的無形之手”的荒謬性,疫苗經濟學是最好的例子,富國的百姓可以比窮國的百姓更快、更容易地獲得新冠疫苗。不久前,世貿組織(WTO)發生了一場內部爭論,印度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要求歐美藥廠破例放棄持有的專利和壟斷,以幫助所有國家儘快獲得他們可以承受的疫苗。但美國、英國和歐盟等富裕國家卻一再阻撓這一提議,聲稱智慧財產權是公平競爭和自由市場的基礎。

2020年過後的10年,凸顯善治的威權民主有可能成為新的流行趨勢。

(九)性少數群體被普遍接受與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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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民權運動也為美國女權運動推波助瀾。美國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斯泰因(Gloria Marie Steinem),在1969年發表“在黑人權力之後,是婦女的解放”一文,要求給予婦女平等權力。女權運動吸引了不同種族、背景和政治信仰的女性參與其中。隨著女權運動的浪潮席捲美國,1972年,平等權利修正案(ERA)在美國成為法律。1975年,“美國女性”當選《時代》雜誌“年度人物”。

未來10年,在全球範圍內,同性戀(性少數群體)平權運動將會獲得更大範圍的支持。同性戀平權運動也是發端於1968年的民權運動,繼2003年同性戀婚姻在美國合法化之後,過去10年,在同性婚姻平等、同性收養以及變性人權利等方面,美國的法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20年,美國最高法院確認1964年《民權法》禁止性別歧視的法律擴大到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

中國社會和官方對同性戀的立場也開始緩慢地發生變化,中國在1997年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犯罪,在2001年將同性戀從精神病手冊中移除。2019年在《民法典》審議稿徵求意見過程中,官方提及有人建議同性婚姻合法化應被納入法律。

美國眾議院中公開和半公開的同性戀議員早在90年代就存在。2012年民主黨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威斯康辛州的泰咪·鮑德溫(Tammy Baldwin)成為第一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美國聯邦參議員。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38歲的布蒂吉格(Peter Buttigieg)成為第一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總統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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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調查全球民意趨勢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2年開始在全球調查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這項調查顯示,在2002年和2019年之間,許多國家對同性戀的接受度呈雙位數的增長。南非和韓國分別增長了21點和19點;墨西哥和日本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對同性戀的接受度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2002年略高於一半的人接受同性戀,2019年近70%的人接受。在肯亞,2002年接受同性戀的人只有1%,現在有14%。印度自2014年首次開始這項調查以來,5年內出現了22個百分點的增長。

在接受調查的34個國家中,接受和反對同性戀的比例為52%對38%。西歐和北美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最高,中歐和東歐的分歧最大。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東,很少人認為社會應該接受同性戀,只有南非(54%)和以色列(47%)是例外。亞太地區對此幾乎沒有共識,澳大利亞有81%的人接受同性戀,菲律賓有73%,但印尼只有9%。接受調查的3個拉美國家,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接受。

2019年的調查顯示,全球對同性戀問題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較富裕和發達的經濟體比不富裕和不發達經濟體更接受同性戀,政治立場上的左派對同性戀的接受度超過保守的的右派。瑞典有94%的受訪者表示應該接受同性戀,西歐國家的平均值超過86%,比美國的85%還高,而奈及利亞只有7%的人接受。

70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一樣,未來10年的同性戀運動將進一步衝擊和改變社會,對同性戀在文化層面上更廣泛的包容和在法律上確保他們的平等地位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十)個人自主的新時代與對公益事業的新覺醒

1968年全球各地青年反建制的示威運動,成為70年代西方社會叛逆性轉變的分水嶺,美國進入被作家和記者湯姆·沃爾夫(Thomas Wolfe)稱之為“自我一代”的新時期(The“Me” Decade)。戰後嬰兒潮出生的美國人,因經濟繁榮,獲得了新的自決和個性發展的權力。60年代之前盛行的社群主義衰落,70年代個人主義大行其道。

在2020年,只講個人權力的美式自由成為新冠病毒蔓延的“元兇”之一,我們對自由的過度崇拜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自由會損害他人。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就表示,熱愛自由是“美國自私崇拜”的藉口。在他看來,美國面對大流行病的不良反應歸結于政客和政策未能使民眾採取負責任的行動。英國首相詹森(Boris Johnson)也無不感歎,英國的新冠病毒感染率高於德國和義大利,就是因為英國人更喜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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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正面效應也非常明顯。2020年整個疫情期間,數位技術的發展加速了虛擬會議,線上購物,數位支付,遠端醫療服務,遠端學習,線上培訓,雲技術的廣泛使用。這一前所未有的創新力量正在催化個人主義的新時代,支持這一波新的個人主義浪潮的數位技術和架構將會對人類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並因此在下一個10年顛覆性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未來10年我們有更多的機會,主動將自己隔離在“自我”的環境中,你無需出門就可以獲得工作、生活和休閒的新方式。596或者699的工作方式將被322的新工作方式所取代,你可以放棄每一個星期5天,每天早上9點上班,6點下班的正常模式,或者是今日中國流行的每一個星期6天,早9晚9的超負荷模式,而是每一個星期3天辦公室、2天家中工作,2天休息的新模式。你無需出門就可以購物、看病、學習,你甚至可以因虛擬實境技術VR ( Virtual Reality )與擴增實境技術 AR ( Augmented Reality )的發展,今後可以足不出戶環遊世界。

但這場疫情也讓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對自己的行為給他人帶來的病毒感染風險需負有道德責任。這場大流行喚醒了人們的認知,新冠流行病只是人類面臨的必須採取集體行動的許多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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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爆發提醒人類必須學會與動植物的世界和諧相處,確保生物的多樣性不受到災難性的破壞。我們每一個人日常的經濟活動決定了氣候變化的趨勢,新冠疫情減少了不必要的飛行和旅行,減低了消費和浪費,因而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新冠疫情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天災面前社會的不平等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富人更加容易獲得更好的醫療設施和護理,更少地受到經濟下沉的影響,政府拯救經濟的措施也同樣向大企業和富人傾斜。失業率的攀升首先重創低收入人群,有些窮人甚至因缺少空間和網路而無法面對工作轉移到線上的新機會,他們的兒女也因無力支付網路和筆記型電腦而無法應對線上教育的新模式。

2020年過後的10年,我們可以期待個人自主的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但新冠大流行也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在每一個人更加獨立的時代,在強調個人權力的表像之下,人類只有採取集體的協調行動才有望解決人類的困境。正如亞裡斯多德(Aristotle)所說,人類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每個決定都會影響他人的社會人。

2020年經歷了如此多與1968年相似的場景,但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如何在逝去的歲月中找到前行的軌跡,需要避免墮入以往的陷阱,重複以往的錯誤,並吸取過去的經驗。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一個具有歷史感和前瞻力的領袖總能捕捉到“改變”的一刻已經到來。

1978年也是這個季節,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發表講話,將中國引出十年“文革”的混亂和恐怖,這時離他被停職的1968年整整過去了10年。他對中國的未來提出了務實和激動人心的願景,中國開始了從經濟孤立到成為經濟大國的快速旅程。在21世紀的第3個10年,我們也同樣需要這樣的變革時刻。因此,即便在這一個充滿對峙和衝突,動盪和不安,停滯和衰退,孤單和懷疑的時代,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懷抱希望、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