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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专栏 | 出路 — 2019:重塑中国未来的新起点

2019年5月21日

各位同学,早上好!非常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1910的3月16日,港大主楼“陆佑堂”正式奠基。1911年香港大学正式成立,经过108年的发展,香港大学已成为全球著名的学府。

香港大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在1956年成立了亚洲首个终身学习机构——HKU SPACE,作为连接大学和社会的桥梁,在63年的历史中为280万学员提供了各类课程。我们自问在重塑中国未来的进程中能做些什么?于是决定在2010年成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目前已培养了1.3万名学员。三年前我们决定成立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港大SEA),为内地培养具有“全球思维,中国智慧”的高管人才。今年,报读港大ICB与港大SEA的同学将突破2000名。

去年9月,我在港大ICB的开学典礼上演讲了《困局》,这篇文章一整理出来上线就有100多万阅览量,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困局》之后,11月迎来了《变局》。今年3月,我在港大ICB开学典礼上又讲了《困惑》,谈到其中10个困惑。昨天我就在想讲完《困局》、《变局》、《困惑》,总得有点出路吧,所以今天面对港大SEA的高管学员,我想讲的题目叫《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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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2019年对中国和全球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塑未来的一个新起点。我是新闻记者出身,喜欢记者撰写的以年代为主题和背景的历史著作。比如,匈牙利出生的英国记者谢比斯琛(Victor Sebestyen)的《1946:形塑战后世界》,他认为1946年是重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从华盛顿到柏林,到莫斯科再到上海,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1946年“二战”后变局的影响。这是“二战”的结束也是冷战的开始,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位记者还记述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变,书名是《12天: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故事》,后来他又写了《1989年的革命:苏联的崩溃》。

我喜欢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奇怪的反叛者:1979年和21世纪的诞生》,作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Christian Caryl) 也是记者。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而言,1979年是重塑二十一世纪的起点,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二十一世纪开始于1989年。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了英国改革。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已经非常“社会主义”了,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会非常强大。撒切尔夫人进行的市场改革,改变了英国的进程。另外两个重要事件是1979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这是1989年苏联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奏。1979年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彻底改变了中东格局。而那一年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开启了影响我们过去40年发展的改革之路。

2019年无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新起点。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但就在此次此刻我们也面对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而要谈2019年的新起点,我们有必要回溯180年前的1839年发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这改变了中国近代发展的历程。

这个历史事件与香港有关,这也是今天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清朝钦差大臣从北京来到广州,6月在虎门销毁鸦片。7月7日香港尖沙咀发生了一起英国水手打死香港人的事件,清朝政府要求英方交出英国水手,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拒绝交出。12月6号,林则徐宣布中国关闭所有港口,断绝全球贸易往来。次年中英两国便发生了鸦片战争,最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割让给英国。从1839直到1979年中国再次主动打开大门,这中间跨越的历史是多么的漫长,而这也是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出路的历史。

 

 

出路一 开放之路

因此,重塑中国未来的第一条“出路”是确保开放之路、改革之路。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于1979年踏上过深圳这块土地,当年这里就是个小村庄。1979年之前,几十万的广东人为了活命不顾危险从珠三角各地偷渡到香港,其中十三万多人顺利到达香港,其中包括一些当今著名的香港成功人士。但不少人葬身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深圳湾通道的海上,也有些人被迫返回。可是今天深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的出口量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它变成独立的国家,规模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改革带来的红利,以及给国家的面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然而今天的改革之路却面临两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来自美国。美国从1979年开始无比欢迎我们进入全球经济发展的生态圈。我记得1979改革开放之前有两位国家领导人去过国外。一位是华国锋,他第一站到伊朗。当时的伊朗是中东最发达、最富裕、最开放的国家,而中国则是穷的叮当响。再看40年后的伊朗,与中国的角色则完全互换。去年我们的“环球游学”中东之旅去了伊朗、卡塔尔、阿曼,从三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同学最为感慨的就是,这个世界与美国为敌真没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位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他去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四个国家,回国后也感叹:中国太落后了。于是邓小平亲自出国去了新加坡、日本、美国。他要求中央电视台如实告诉中国民众日本人、新加坡人的普通生活。当中国人看到日本的普通家庭有彩电的时候,认为那才是社会主义。1979年我们大胆告别三十年的教条主义,开启开放和改革之门,特别是与美国的建交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开放力度。可是今天我们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态圈,最大的困局就是美国要对我们闭关,釜底抽薪隔离两国之间交流的纽带,美国不仅想断绝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而且两国还可能在许多领域发生更多冲突。

 

第二个困境来自中国的内部改革。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在一些涉及重大的问题上向前迈进,我们六年前就表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战,因为容易改的都改了,但我们过去几年的改革在许多领域都一直在迂回,没有大的进展,或者向前挪动的步伐很慢。于是有人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特朗普,他让我们被迫推进深水区的改革。因为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涉及到很多利益集团,并不容易。所以改革非常非常艰难,因为要向自己开刀。因此中国的开放之路就是改革之路,我认为“出路”就是不停地开放,不停顿地改革,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可以继续良性增长,而且让社会的发展更加顺畅,因此我们未来的发展更离不开科学之路。

 

 

出路二 科学之路

第二条“出路”是科学之路。刚才谈到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提出两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今天我们不谈德先生,我们就谈赛先生--科学。过去40年的科技发展之路让中国进入全新的状态,以及经历了令人羡慕的跳跃式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1979年的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我们在短短40年间已经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AI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我们从过去的追跑、陪跑,到现在开始领跑,这个巨大的变化毫无疑义正在推动中国的快速发展。过去40年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令人振奋,现在我们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规模仅次于美国;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居全球第一。这些都是奠定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条件。

 

过去40年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离不开与美国的交流,如今也面临来自美国的封锁。比如,美国在癌症研究领域的实力位居全球第一。就在上个星期,美国著名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开除了三名华人员工,这三名华人被指控非法获取相关癌症的研究成果并转移给他国。在首都华盛顿旁边的马里兰州有一家全美著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发起了审查运动,他们担心研究的最新成果流入中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华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首当其冲。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为中美科技交流设置重重障碍,去年以来就有多位中国科学家和教授,甚至只是到美国领奖,他们的签证都被拒。美国为什么这么做?!美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大国来挑战其地位。

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均依靠美国的庞大市场发展起来,全球的供应链在亚洲不断向西移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便乘坐上这辆列车。因此我并不认为有所谓中国模式,但在中国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或者胆敢挑战美国的地位。而中国也意识到过去40年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久,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中领先,才能避免全球供应链西移和南移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正因为如此,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野心勃勃,中国忽然之间在科技实力上,尤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都让美国非常惊恐。而令他们更加忐忑不安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完全与美国有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和不同价值观的大国,同时又是非市场经济和崇尚威权。

科技新冷战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像180年前那样选择闭关自守,我们只有开放和打开国门才能发展,所以在科技的领域,我们面对过去40年没有碰到过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打破正在到来的科技冷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本身的制度、甚至我们的文化如何可以创造更大的空间,以培养具有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在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虽居全球第一,但培养出的人才缺乏独立思想和创新思维,无法推动中国向前发展,这无疑阻碍了我们的科技发展。因此科学之路不仅仅是科技的创新,而且是管理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和文化的创新,所以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

 

 出路 三 创新之路

第三条“出路”是创新之路。去年高铁通到香港,我第一次坐上从香港到福田的高铁,我在车上发信息,一转眼14分钟就到达了福田。短短十多年,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高铁领域有如此快速的发展。2020年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2025年达到3.8万公里左右。毫无疑问,我们在高铁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

根据最新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已经突破20名,进入前17名。虽然美国在排名上继续下降,但依旧是创新强国并催生了众多引领全球科技革命的创新。反观中国,如今被我们娓娓道来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包括高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网购,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新四大发明没有一个来源于中国。“高铁”最早来自日本,首条新干线铁路在1964年开始正式运行。“共享单车”最早的想法来自荷兰,上个世纪60年代荷兰人为了反抗持续增长的私家车及其造成的问题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单车共享计划,之后在丹麦获得了发展。全球的移动支付始于芬兰,随后在美国出现PayPal等一批第三方支付公司。电子商务的概念始于英国,世界第一家在线购物网站eBay于1995年在美国成立,之后亚马逊等品牌才开始开发网购功能。

所以这四大发明并非源自中国,中国的创新仍以模仿、复制为主,创新力度有待提高。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可以领跑以AI为主导的科技之路。从去年到现在的中美冲突里最大的闪亮点就是华为,这是一家让我非常钦佩的企业。华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中国创新之路的希望,尽管在核心的芯片等领域还要依赖他人。因此中国只有出现更多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拥有原创的技术、具有原创的科研能力,中国才有希望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强国

创新不仅停留在科技层面,管理层面也需要更多的创新。在美国著名的商学院里,有不少印度人都担任了院长,如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但没有一位华人的商学院院长。我们在经济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美国,华人远远落后于在美国的印度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出路 四  宪政之路

关于制度的创新,经过40年的改革进展仍然有限。如何确保在制度上可以实现有效的监管,如何实现法治,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今天我们政府的架构,从美国那里吸收了不少好的做法,我们也摸索出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但是如何确保我们制度的稳定性,是法治而非人治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给出的第四条“出路”是宪政之路。

110年前的1909年,在中国走向宪政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1909年的大清帝国正处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夜,在大清帝国灭亡前的1909年,清政府宣布最后一次宪政改革。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就在这个时候,清朝灭亡之前,清政府中的不少有识之士看到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个东方小国竟然把沙皇俄国打败了。一个君主立宪未久的小国可以战胜专制独裁的俄国,其中必有原因,那就是日本在1889年制定的基于君主立宪的首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在这部“明治宪法”实施十多年之后,日本经过革新就打败了俄国,令不少清政府中的开明人士受到鼓舞,清政府于是派出大臣出访东洋考察日本宪政。1906年清政府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此后进行预备立宪活动,但宪政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很多,包括其中一个汉人最喜欢谈论的焦点,宪政改革之前满清政府里面汉人和满人还是平等的,但宪政改革之后,满人为了守住手中的权力,结果很多政府部门的位置都被满人占据了,因为利益集团永远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利益,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从1909年开始到今天,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已通过了14部宪法,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也不过一部宪法,再加上27个宪法修正案。我们的宪法不断在变,不断在改。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在1954年通过第一部宪法,之后还有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今天我们使用的是1982年的宪法。

当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主导,但是50年前他被赶出中南海之前,他曾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给予他公民的权利,但那时又有谁在倾听他的绝望之声呢?最后他在开封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因此宪政改革之路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过去40年的改革让中国人有了发展的自由、生存的自由、甚至迁徙的自由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如果我们不再因争取自由而恐惧,不再因渴望自由而迁徙,唯有一个遵从法治的社会。

 

 

出路 五 自由之路

第五条“出路”是自由之路。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已经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不再挨饿,这就是免除饥饿的自由。虽然迟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但至少我们不像以前那样挨饿了,但今天我们依旧在很多层面上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甚至还可能失去已经给获得的一些自由,这对中国未来发展将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谈到创新,如果创新缺乏自由的土壤,缺乏独立的思考,不管政府的投入有多大,不管科研人员有多少,如何可以让创新在中国这块土壤里开花结果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由之路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感到安全。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最近给特朗普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什么中国在过去40年能够快速发展?因为中国不像美国,美国四处投入战争。如果美国把战争省下的钱用在投资和建设上,美国高铁的里程将大大超过中国。这是他给特朗普总统的忠告。的确,我们没有把钱花费在军备上,可是我们的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如果这些费用也可以用在科技与创新上,我们的发展是否也会更快更好!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得意门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洋务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我不相信中华文明会消失,我相信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一定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找到美好的出路。我相信201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和新起点,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决定中国的未来。在我们陷入困境之时,陷入困惑之时,我仍然对中国充满着谨慎的乐观,因为我们从不敢轻言放弃。

 

非常希望港大SEA的学习之路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感受和体验,让大家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新的思考。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刘宁荣教授在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2019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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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简介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他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并出任执行院长,以及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港大SEA)并担任执行院长,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即: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政要,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中国南开大学学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